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季媛媛 实习记者 王子睿 上海报道  虽然二十世纪以来，在全球感染病和传染病临床和基础研究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人类感染病和传染病的诊、治、防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感染病和传染病仍然是人类健康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如2023年，我国更是出现多种呼吸道疾病叠加流行，其中儿童成为最主要的感染人群。根据监测结果，引发该轮呼吸道传染病的病原以流感病毒为主。除此之外，在不同年龄段还有其他病原的分布。例如，1-4岁儿童常患鼻病毒引发的普通感冒；5-14岁人群常患支原体和腺病毒引发的普通感冒；15-59岁以鼻病毒和新冠病毒为主；60岁以上人群主要罹患人偏肺病毒引发的普通流感。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并不是单个病毒或细菌引发的，而是各类致病微生物混杂导致的混乱波动。

这也意味着，人类要审视感染病学科作为应对微生物界向人类挑战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应对大流行与传染病常态化流行以及各类微生物引起的感染性疾病的主要负责学科，在大流行后反而因为看到未来的挑战而更具紧迫感。

如何应对？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执行院长黄英姿，一同探讨传染性疾病的防治现状与未来临床路径的规范化管理。

临床机构需进行呼吸道疾病规范化监测

感染性疾病一直是常见且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一类疾病。随着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药物研发的持续深入以及测序技术的发展，一些曾经肆虐的感染性疾病，如疟疾、天花等，已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有效控制，甚至被彻底消灭。

然而，在新发病原体不断出现、病原体感染复杂多样、微生物耐药形势严峻等因素影响下，我国仍然面临着传统和新发感染性疾病的双重挑战。深入研究感染性疾病、制定有效防控和应对策略，这些科学问题都有赖于对感染性疾病领域研究前沿以及进展的持续追踪和深刻认识。在此期间，三甲医院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1世纪》：三甲医院在呼吸道疾病临床监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为什么临床机构需要进行呼吸道疾病的规范化监测？

黄英姿：从2003年的SARS，到禽流感、甲流、乙流，再到2020年的新冠病毒，公众在此期间一直深受呼吸道传染病的困扰。

公众可以选择不同级别的医院去就诊，而在所有级别的医院中，三甲医院会更早地集中发现这样一批病人，能够提高大家的警惕。三甲医院有专门的发热门诊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科室，具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开展呼吸道传染病防治工作。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呼吸道传染病的预防预警工作，要求建立完善相应的预警机制，这部分工作对不同层级的医院都非常重要。

从发现和诊治来看呼吸道传染疾病，一定是越早发现越好。从传染条线到诊治再到重症抢救都强调“早”，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诊治。从疾病初期发现并治疗，在还没有大规模人群传播的时候就发现并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临床机构必须要进行呼吸道疾病的规范化监测。

《21世纪》：呼吸道传染病发病率越来越高，相应学科的专业化细分也越来越普遍。在各类细分的科室领域中，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是怎样的？是否需要提高对于常见或新发的传染病的诊治能力？

黄英姿：其实很早以前就有类似的想法，细分专业领域、聚集学科人才、加大培养力度。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国家对于传染、感染、呼吸、麻醉、重症等几个专业在培养人才梯队、招生数量、导师资源等方面都做了大力扶持。传染病等公共卫生学科都在双倍扩招，不断增加硕博研究生的招生数量，并要求培养方向的专业性倾斜。

《21世纪》：医院在互联网平台搭建等数字化建设方面，应怎样去规范、优化传染性疾病患者的就医流程？例如，患者在上传报告之后会得到怎样的规范化用药指导？

黄英姿：信息化支撑对于发现、决策、诊治与疗效追踪都非常重要，没有网络、数据、信息的支撑是不合时宜的。对于传染病防治来说，信息的作用突出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是监测预警。如果医院掌握信息数据，就可以分析数据抓取信号来进行预警，也可以更加全面地监测了解发病人群的情况。

其二是治疗模式，可以根据传染病实际情况来选择线上或线下就医。例如，在新冠疫情早期，需要从源头上隔离传染病人。此时，应该以线下就医为主，而不应该在家线上就医。而在新冠疫情后期，放开相应管控措施之后，鼓励病人隔离在家远程治疗则是更好的策略。网络医院就可以完成就医诊断、用药指导，也成为一条非常重要的诊疗战线。

破局传染性疾病诊治痛点

当前，全球化、环境变化、人口流动、生物安全威胁等因素使感染病和传染病的防控面临着新的更加紧迫和复杂的局面。特别是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影响下，世界各国不得不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应对这场传染病大流行危机以及下一场疫病可能降临的风险。除此之外，呼吸道传染病成为高发疾病，也是公众最为关心的健康问题之一。

这也推动全球疫情防控体系需要从局部修补转向系统性变革，整合医学、公共卫生、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的力量，只有通过全国以及国际协同，并进行系统性的变革与能力提升，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从而避免全球新的疾病大流行的发生。

《21世纪》：在多种呼吸道传染病混杂的情况下，公众很难分辨怎样进行规范化诊断和相应的用药标准。这也意味着医院的科普责任非常重要，那么作为医院如何更好地向患者去普及这些知识？

黄英姿：传染病科普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一家医院、一个专业或是一位医生单独的任务，而是整个公共卫生系统的多维度的任务。

首先，出现呼吸道传染病例时，需要专家来了解发生的情况，明确早期诊断标准和后期标准化治疗方案，从发生、发展到规范化治疗缕出一条线。

其次，我们需要从不同角度对不同人群进行宣教，科普知识、降低恐慌。不仅是面向普通公众，还要考虑到教师、服务业人员等在公共场合工作的特定群体来进行宣教。要让大家明确什么情况来医院就医，什么情况在家里自行观察。例如，对于免疫功能低下的老人、小孩、孕妇等这类特殊人群，当出现病情变化的时候，最好及时就医，避免病情加重甚至不可逆转。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防止轻症转重症。

再者，我们需要普及传染病的用药方法。例如，部分疾病是自限性的，用药与否都能痊愈。但有些疾病则需要抗病毒药物来治疗，我们就需要普及有哪些能够治疗的用药、通过什么渠道来获得这些药物。

《21世纪》：现在传染病越来越高发，在学术领域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您觉得未来在传染病或是呼吸道疾病领域，还存在哪些需要进一步突破解决的难题，您有怎样的建议？

黄英姿：呼吸道传染病领域的痛点还是很多的。

其一是早诊早治。在前期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从防到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越早发现越好。

其二是我们要学会与病毒共存。一方面，病毒的产生其实远远早于人类；另一方面，目前我们周围能接触的病毒种类数量大概在2000种，还有非常多我们不知道的病毒。因此人类生存环境其实是多种微生物共生的，我们要学会与病毒共生，不要过于恐慌。

其三是诊治方法的突破。无论是基础医学还是临床医学，我们都希望找到一些突破点。现在很多新技术的出现，节约了治疗时间，提高了治疗效果，相比数十年前有着极大的飞跃。但是一定还会有新的病毒袭来，只是发生的早晚、毒性的强弱、传染性的高低问题。

面对新的未知的传染病，我们需要研发新的检测识别办法、应对方案、发现抗体、生产疫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突破的难题。